互聯網給傳統版權制度的運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版權與表達自由的沖突在數字網絡環境下也變得更加尖銳。數字技術和傳播網絡使得作品使用者幾乎可以在任何媒介上無限制地復制作品；這些復制件可以以極低的成本，幾乎同時被傳播給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人們；計算機使用者可以相對匿名地散布這些復制件。另外，網絡世界里，公民廣泛使用互聯網，享受技術發展帶來的生活愉悅的同時，對實現表達自由的需求也日益上升。版權保護與表達自由的沖突在新的技術條件下有著新的表現形式和成因，如何對其進行有效的協調，是立法者和學術界必須面對和思考的難題。
網絡環境下版權保護與表達自由的沖突
網絡環境下的版權制度與表達自由的關系呈現出了新的傾向，由于受到數字網絡技術發展和普及的影響，在立法動機、具體規則、保護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著與表達自由相沖突的地方。
在版權立法的動機和價值取向上。版權法的立法動機和價值取向指導著整個版權制度的具體設計，決定了版權立法、司法、執法的方向。數字技術出現之前，也就是初期的版權制度的立法動機和價值取向在于平衡著作權人的私人利益和社會公眾的利益，激勵創作人的創作積極性，以此推動整個人類社會思想文化的進步。數字網絡技術出現后，原來支撐版權制度的這個平衡已經被打破。版權極度擴張，在立法動機和價值取向上都呈現出更注重對私人經濟利益的保護的情況。雖然在立法時，促進人類社會思想文化進步的價值取向仍然會體現出來，但是在具體的版權制度設計上更傾向于投資人的商業利益，版權產業的投資人成為了版權制度的最大受益人。這種重私人經濟利益的價值取向在源頭上維護了版權的擴張，相應地也損害了社會公眾的利益，阻礙了公眾表達自由的實現。
在版權制度的具體內容方面。在版權制度具體內容方面，版權對象的擴大、權利內容的增加、版權保護期的延長等版權擴張行為都對表達自由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隨著數字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的作品形式，版權保護的對象也隨之增加。一方面，版權保護對象的增加，使得社會作品和信息的總量增加，在整體上和長遠上是促進了社會公眾的表達自由和其他公共利益；但另一方面，版權制度激勵了創作者創造新作品的同時，版權的排他性也覆蓋到了這些新的作品，公眾在版權保護期內仍然不能接近或使用這些作品，同時，版權保護期還有愈來愈長的危險，從而又阻礙到了表達自由的實現。
在對版權的保護方式上。如前文所述，現在版權制度的價值取向更傾向于版權所有人，同時由于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在版權保護方面濫用版權的情形在增加，比較顯著的例子是技術措施的出現。
從某種意義上說，版權人通過使用技術保護措施和主張版權的方法控制其作品，可視為一種私人的審查或主動執法。正因如此，美國1998年通過的《數字千年版權法案》及其反規避條款遭致了學界的諸多批評，“除非法院承認‘反規避條款’及‘反交易條款’第二章節所帶來的寒蟬效應勝于其所可能具有之文明價值，否則美國國會就應該修改DMCA。否則，根據目前的情況，則是扭曲了著作權法與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關系，這樣的扭曲不僅令人無法容忍，同時也忽視了憲法上重視言論自由之精神。”私人通過技術保護措施和主張版權的方式來阻止他人對版權作品的接觸和使用，這在客觀上導致了對公眾表達自由的抑制。
由于思想文化具有傳承的屬性，版權人對既有作品的控制，也就等于控制了他人對作品的接近和使用，循此邏輯，也就是抑制了他人吸收此作品形成和表達自己思想的機會。過度的版權保護，勢必造成對信息傳播的阻礙，壓縮公共領域，限制了公眾合理使用的權益，對公眾表達自由的實現構成阻礙。
網絡環境下版權保護與表達自由的協調
互聯網等新技術的發展，給全球版權保護帶來挑戰，網絡版權保護與表達自由的沖突問題便是其中一個世界性的問題。針對這一系列問題，世界各國均先后提出了諸多有效方案。然而，僅僅憑借立法或技術而言，難以解決此類問題。各國應當多渠道探索新方法，在社會、司法、立法等方面均進行策略推行。在立法方面，美國的《PIPA法案》和《SOPA法案》、歐盟的《ACTA法案》以及以法國為代表的“三振出局”法案等吸引了學者的關注。
美國《PIPA法案》和《SOPA法案》。《PIPA法案》和《SOPA法案》是2012年初美國國會審議的兩部保護版權的法案，前者針對知識產權，后者針對網絡盜版。
《PIPA法案》和《SOPA法案》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具有一定的雷同性，當然也存在一些區別：后者在刑事方面顯得更為具體，司法方面意義相當。兩部法案指出，美國政府機構和所有公民，針對知識產權的侵犯，都可以進行訴訟，訴訟的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針對事物提起訴訟，另一種是針對人提起訴訟。人們能夠提起訴訟的對象大致包含了網絡供應商、廣告供應商、域名服務商、支付供應商等，在法案的指導下，充分發揮了司法的公正嚴明性，打擊力度相應增大。域名、廣告、支付等服務商和供應商一般不承擔間接責任，因此，網絡服務商的責任重大。公民能夠對搜索引擎、廣告、支付等服務商提起訴訟，針對域名供應商，公民是無權訴訟的。法案中對網絡供應商的責任規定有失公正性，因此受到外界的干擾。主要是網絡供應商擁有社會動員作用，用戶對網絡環境的審查并不在意，以及防止知識產權對人們權利的約束。在人們的聲討中，《SOPA法案》被撤銷掉。
歐盟《ACTA》協定。2011年5月1日，《反假冒貿易協定》（ACTA）在經歷了11輪談判后，正式簽署。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以下簡稱TRIPs）相比，ACTA對知識產權執法提出了更高標準的要求，反映了國際知識產權執法的新動態和新趨勢。從一定程度上而言，ACTA并沒有新增針對客體與權利的內容，主要目的是保護知識產權，對于民事侵權、海關保護、網絡知識產權、國際領域合作以及刑事責任等方面，提出了具備可行性的方案和依據。
歐盟《ACTA》協定的提出，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排斥，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發展中國家沒有談判的權利，倘若發展中國家參與其中，那么將是一個不利的現象，他們將向著國際領域知識產權協議發展；二是歐盟《ACTA》協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知識產品保護力度，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是無利可圖的。與此同時，歐盟《ACTA》協定也受到一些發達國家的排斥，其排斥力度甚至大于發展中國家。部分發達國家的排斥和抵制，主要原因是歐盟《ACTA》協定極有可能導致言論自由、個人隱私受到一定的創傷，加大藥品提取的困難程度。
法國“三振法案”。現階段，法國“三振法案”已經得到許多發達國家的認可。下文筆者將以法國“三振法案”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根據法國的“三振出局”法案（《促進互聯網創造保護及傳播法》），法國成立互聯網作品傳播及權利保護高級公署（HADOPI）。“三振法案”中最受人們爭議和不解的條款為“斷網條款”，“斷網條款”要求網民必須通過正規渠道獲得網絡資源，這些網絡資源包含了游戲、視頻、音樂和資料等，如果從事非法下載活動，將被予以警告，兩次警告之后，依然我行我素，將給予“斷網”，也就是無法獲得互聯網的支持。
“三振法案”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積極的一面，一是保護了網絡知識產權不被侵犯，著作權人訴訟的程序大大縮減，提升了訴訟效率和訴訟效果，同時，訴訟的時間也將極大的縮短；二是“三振法案”之中的“斷網”條款懲治力度較大，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知識產權被侵犯。然而，“三振法案”同時受到社會各界的爭議，其矛盾日益激烈，尤其是對網絡表達自由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三振法案”的實施涉嫌對人權尤其是言論自由權的侵犯；再者，“三振法案”的“斷網”條款極有可能導致網絡共享區域的公民受到牽連，這種“連坐”措施顯然是不符合現代民主自由的法治精神的。
完善我國相關制度的建議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對版權保護與表達自由之間沖突的協調在我國版權法中主要體現在版權限制制度、合理使用制度、思想表達二分法、避風港原則等方面。首先，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傳統版權限制制度不斷面臨挑戰。我國版權限制制度已經出現了諸多缺陷與不足，主要表現在對合理使用制度的相關規定缺乏包容性。我國采用列舉式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對合理使用的規定是在第二十二條，該條共列舉了合理使用的十二種具體情形。這就意味著在列舉情形之外的作品使用均不構成合理使用，從而形成了相對僵化的體系特點，不能包容在數字網絡環境下出現的新的合理使用類型。其次，我國有關網絡版權法定許可的立法是凌亂分散的，而這種法規系統性的缺失實際上透露出我國立法對作者和社會公眾權益的認識不清，從而給司法實踐的技術操作引致不必要的麻煩。
現在正值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良機，立法部門應該乘此東風在修訂現行版權制度中的不足，以協調數字網絡環境下版權保護與表達自由的激烈沖突，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擴大合理使用的范圍。今天的版權法還需對合理使用制度進行修正。面對新技術挑戰，應當擴大合理使用的范圍。首先，應當增加合理使用一般條款的規定。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原有的列舉主義立法模式已很難適用新的發展形勢。特別從世界發達國家的司法判例來看，搜索引擎的圖片搜索、網頁快照及圖書搜索的合理使用問題已成為關注焦點，并再度引起合理使用制度判斷標準及立法模式的重構與反思。具體來說，可以遵從當前國際條約的普遍做法，借鑒《伯爾尼公約》和《知識產權協定》中規定的“三步檢驗法”作為對合理使用制度的一般規定。新修訂的《著作權法》應明確，凡是因新聞報道、教學、評論、學術研究以及文藝創作等目的而使用、引用他人作品，均應優先考慮合理使用抗辯。其次，在司法實踐中，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尤其要減輕被告人的舉證責任。相比于作為被告的使用者，版權人能更容易地舉證或證明被告的行為是否對其造成了損害。具體而言，可以在司法實踐中吸收美國法院在版權訴訟中判斷合理使用的“四要素”，同時，法官合理地分配舉證責任，應讓版權原告承擔更多的舉證責任。
暫不采納“斷網條款”。“斷網條款”最初是在法國“三振出局”法案中所規定的，是對網絡用戶侵權行為所采取的較為嚴厲的懲罰措施，在美國《SOPA法案》中也有類似規定。這些條款正是引發各界反對之聲的焦點所在，原因是此類條款可能對網絡表達自由產生嚴重的抑制。“三振法案”能否在中國暢行，用以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針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措施和法律條文非常多，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對于著作權人知識產權的保護機制比較完善，倘若更為嚴格的“三振法案”，必須事先做好市場調研，不到萬不得已，還是謹慎為好。“斷網條款”中對非法下載用戶實施“斷網”操作的情形為，已經掌握了非法下載的證據，那么，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應當給予一定的經濟懲罰，讓其向著作權人給予一定的報酬，并且賠禮道歉，或者步入司法程序。因此，可以看出，我國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必須要從根本上吸取《SOPA法案》的失敗教訓，應當將現有救濟作為優先選項，而不是動輒就以斷網相威脅。
創設保護表達自由的條款。根據2008年發布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規定，要提升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在文化、經濟、科教等領域中推廣、普及。與此同時，要為國民提供良好的資源共享平臺，讓全民參與到知識成果的分享、創新過程中來，以此來提升知識的價值，擴大著作權人的影響，強化國家應對危機和風險的能力。可見，在國家政策層面，為了保障公眾的文化權利，國家支持版權法對網絡表達自由的實現。
實際上，版權法明確規定這類條款已有先例。歐盟信息社會版權指令的序言就原則性地提出版權立法要顧及到“包括知識產權，表達自由和公共利益”等法律原則的全面考慮。這是明確提到“表達自由”的規范性文件。因此，在我國新修訂的《著作權法》中，可以在第一章“著作權法立法目的”里增加一條作為一項法律原則：“版權的行使不得妨礙（受憲法保護的）言論、文藝創作與新聞出版自由，不得與其他公共利益相沖突。”
支持信息共享。從知識產權的角度來說，信息共享運動的態度可分為兩類：一是普遍性地反對信息私有，進而全面反對知識產權制度；二是在承認現有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前提下，以便于信息、作品的傳播與利用為宗旨，設計信息資源的共享機制，供權利人自愿選擇適用。顯而易見，后一路徑更為現實可行。信息共享運動在版權領域影響較大的有開放源代碼、創作共享、開放獲取等。這些共享活動充分利用網絡化環境來建立信息社區，由于網絡無限空間及公共領域的屬性，只要參與的人越多，資源就越能發揮其價值。在這些活動中，民主原則得到很好的踐行，言論自由和知識自由得到了優先的考慮。信息共享運動在全球范圍內帶來的積極影響值得各國政府和版權界思考。
值得指出是，我國從2002年起由文化部、財政部共同組織實施了國家重大建設工程：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稍顯不足的是，由政府主導并實施的該項工程缺少版權人的參與，而絕大部分的富有價值的信息資源是由版權人所掌握。與信息共享運動相比較而言，該項工程更注重的是文化基礎設施的建設，缺少對真正有價值的富有創造性的知識產品的共享。因此，政府在此基礎上，還應該出臺政策鼓勵更多的版權人參與到這個工程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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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